茅海建:不同的聲音——讀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1921年至1949年的中共黨史,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都可謂輝煌燦爛。從上海的興業路進軍北京的中南海, 一代共產黨人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相比之下, 研究這一時期的黨史著作卻是淡然無采。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青年學生對此類著作表示生厭。

  就我個人的看法, 此類著作之所以失去讀者在于雷同, 或者脫胎于同一模具。而且, 當此類著作的絕大多數結論不是來源于作者個人的分析, 而是采擷于某人講話、某項決議、某次會議時, 研究就失去了意義。人們的心目中久已將中共黨史視作政治層面的產品,學術層面的活動自然難以進展。盡管沒有一個人或一個部門宣布中共黨史是研究的禁區, 但使許多人望而卻步的是種種紀律。

  中國的傳統哲學強調“ 定于一” , 中國的傳統史學主張“ 善善”“ 惡惡” , 然而, 對中共黨史研究影響最大的, 又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就象中國革命深受俄國革命之影響一樣。于是, 黨史學界似乎在追求一種盡善盡美的標準讀本, 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學家對歷史進程進行描述或分析, 而是拿來向廣大人民群眾宣教。當人們手中已經有了可以包得滿分的標準答案時, 探討還有什么必要呢?

  最近十幾年的開放, 使情況發生了變化。科學的最基本標志就是會有不同聲音的存在。于是, 許多論文和著作少了些教條的色彩而更具個人的思索。楊奎松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論文一直引人注目。當我花費了整整一周讀完了他的著作《中間地帶的革命— 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時, 頓時感到找到了什么。

茅海建:不同的聲音——讀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

  (一)

  共產主義運動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理論指導下的實踐。革命者將理論問題放在首要地位。然而, 中國革命一開始就遇到了兩大悖難:

  一、按照經典理論, 共產主義是國際的事業, 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后, 應不顧最大的民族犧牲, 支援他國革命, 且唯有如此, 本國的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生存。然而, 與共產國際名分實不分的蘇共, 在實際操作中, 民族主義又高于國際主義。“ 工人無祖國”的口號, 悄情換成了蘇聯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唯一祖國。

  二、按照經典理論, 共產黨應是工人階級的政黨, 其使命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是, 在中國, 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十分弱小。當主義和現實之間缺乏直接性和對應性時, 革命策略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要。當中國的工人階級中還沒有力量產生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意義上的共產黨、產生蘇維埃模式的革命時, 來自唯一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和物質的支助, 就有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 楊奎松將他的視野平行且交叉地放在革命策略和國際環境兩大要素上, 就提出了一連串不同以往的見解。歷史學家需要一雙治史的眼睛。

  在楊奎松的這部著作中,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莫斯科的對華政策由兩大因素組成一是世界革命理論二是其國際戰略, 尤其是對日戰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為了減輕來自日本的壓力, 支持一種力量來與日本及其所支持的軍閥相抗衡, 莫斯科選擇過吳佩孚、陳炯明, 最后全力支援孫中山和馮玉祥。盡管中國共產黨幾乎是靠著莫斯科的幫助和承認才得以成立和發展, 從主義上說, 與蘇聯更近, 但很大程度上成為蘇聯與孫中山、馮玉祥合作中的伙計。國共合作, 對中共說來是奉命, 對蘇聯說來, 有其安全利益。因而在鮑羅廷等人的眼中, 國民黨就是一切, 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功能, 就是成為能左右國民黨的力壓千斤的秤砣。

  在這種情勢下, 中國共產黨人在執行命令的同時, 不止一次地表示失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說, 那么多的盧布和步槍應當給中共而不應該全給孫中山、馮玉祥和蔣介石。然而, 從蘇聯對日戰略角度來看, 中共拿了這些援助, 必遭各派勢力的一致反對, 不是更麻煩嗎?

  因此, 在孫、蔣的心目中, 國共合作實為“ 國蘇合作” , 依靠蘇聯的力量來壯大自己。這也是一種策略。所謂“ 聯共” , 更多地為了蘇聯的援助而“ 容共” 。當他們的力量壯大到一定程度時, 分裂就不可避免。而在中共領導人的心中, 既然此時的革命尚屬資本主義的性質, 中共的任務似乎須得幫助自己的真正對手, 以使其強大到值得自己去推翻, 因而在策略上不免有許多敗筆。

  莫斯科的世界革命理論和國際戰略的交互作用, 使之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上政策多變。楊奎松展示的細節足以讓人吃驚, 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情居然如此隔膜。然而, 當俄國人自選的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一一變向以后, 中共與共產國際作了同一選擇— 暴動。這是俄國經驗在中國的運用, 也同樣地表現出隔膜, 尤以“ 蘇維埃”模式為著。讓人更為吃驚的是, 楊奎松的這部著作說明盡管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經常性地存在著意見分歧, 但大體上還是聽命的中共中央與遠東局乃至共產國際第一次真正的抗爭, 乃是1930年向忠發、李立三的激進主義路線—通過暴動而奪取一省或數省政權而進入全國革命高潮而促進世界革命, 為此, 蘇聯應當為配合中國革命, 經內蒙而直接出兵中國北方, 并在滿洲與日本開戰!李立三等人之所以敢如此犯上作亂, 出自他們認為掌握革命理論的自信, 其無所畏懼的抗辯言詞, 使他們看起來比俄國人還更懂得俄國革命的真諦。

  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 理論問題仍是中共領導人難以擺脫的百慕大三角區。主義走向崇高之后, 現實不免降至從屬的地位, 由此失去的不僅僅是革命策略的正確, 而且是革命策略的本身。楊奎松對1919年至1949年革命策略緊扣不放的研究, 很大程度上是他對中國革命一般特點的心得。而他在書中不斷提示的國際背景, 又結實地說明, 在世紀急劇縮小的世界中, 國內問題同為國際問題, 僅僅從中國或中共的角度去思考, 許多歷史問題難以得到真答案、真解決。

  (二)

  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中, 我個人最有興趣的是關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描述。與時下許多號稱走下神壇實際奉為偶像的書籍相反, 楊奎松的研究, 更具歷史著作的價值和風采。

  毫無疑問,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杰出的策略家。他出生于湖南中部的農村山坳, 熟識中國社會, 而其馬克思主義理論卻似乎比在莫斯科喝過羅宋湯的一班人士短了一大截。秋收暴動后長期在根據地指導實際斗爭, 使得他不象前幾任中共領導人那樣注重得理論的真傳, 而是更多著眼于現實。這也使得他有了較多的策略的靈活性。而他與前幾任中共領導人的最大差別, 在于并非完全聽命于莫斯科的擺布, 一切服從蘇聯的利益。對此楊奎松有一段精采的概括:

  “毛澤東是那種更加重視自己國家革命事業的土生土長的共產黨領導人。與王明以及大多數共產國際領導人不同, 他并不認為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唯一祖國, 更不會以服從社會主義蘇聯的利益作為自己一切政策的出發點。恰恰相反, 他多半只是把蘇聯的存在和鞏固,看作是便利于自身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外部條件而已”。

  然而, 獨立地指導中國革命,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 更多的只是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的短暫閃回。毛在中共領導地位的最后確立,在于1938年共產國際投了重要的贊成票。而遵義會議后, 中共的主要決策及毛澤東的思想仍深受共產國際的影響。“ 統一戰線”最初由王明在莫斯科提出。由“ 反蔣抗日”到“ 逼蔣抗日”到“ 擁蔣抗日” , 既是中國革命的形勢使然, 也是蘇聯對日戰略作用于中共的結果。面臨抗日戰爭、國共合作、蘇聯大力支持蔣介石等一系列錯綜復雜的新形勢, 毛澤東也同樣要從頭學過。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國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 毛澤東的思想一大轉彎, 趨向全面貫徹共產國際的意圖, 他不僅贊同“ 抗日高于一切” , 甚至提出了恢復第一次國共合作形式的主張, 保證共產黨“ 將加入黨員之名單提交國民黨的領導機關” , 既“ 不組織秘密黨團” , 也“ 不招收任何國民黨加入共產黨” 。八路軍、新四軍的順利改編并獲急速發展, 有日本全面進攻的威脅, 有中共策略正確的因素, 而1937年至1939年蘇聯高達2。5億美元的對華援助同樣不可忽視, 否則蔣介石肯放任這支異己的力量嗎?最引人注目的是1940年秋至1941年初的“ 皖南事變”國共磨擦已達到高潮, 憤怒的毛澤東準備與國民黨兵戎相見, 但莫斯科為其對日戰略, 最后命令式地對毛說了“ 不” 。把蘇聯的利益置于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之上, 這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毛澤東的反抗。1941年6月蘇德戰爭開始后, 莫斯科為了自身的安全, 不惜要求弱小的中共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來牽制日本, 并提議八路軍主力打通外蒙通道, 接受蘇聯援助來增強對抗日本的實力。毛澤東以中國革命為計, 婉拒蘇聯的要求, 終于歷史轉折性地對俄國人說了“ 不” 。

  對此, 楊奎松寫道:

  “隨著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產國際和蘇聯之問發生意見分歧, 經皖南事變, 蘇德戰爭, 直至援蘇問題與蘇聯發生矛盾,這迫使毛澤東下決心調整自己同共產國際及其聯共黨之間的關系了。繼而, 毛澤東以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入手, 開始將斗爭矛頭指向王明和博古為代表的少數長期以來深受共產國際和蘇聯黨某些領導人寵愛, 并自詡為‘ 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央領導人? ?這樣,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其蘇聯黨那種已經長達二十年的下級服從土級的關系, 開始物底改變了”。

  正因為如此, 至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時, 延安一切平靜,毛澤東提出了“ 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 。

  然而, 毛澤東的這些舉措, 并不意味著中國革命之國際背景的削弱。正如楊奎松所言, 毛澤東“ 一邊反對無條件地服從蘇聯或共產國際, 一邊卻又高度重視來自蘇聯的意見并渴望與之建立理應更為密切的直接的援助關系” 。由于蘇德戰爭, 中共不可能得到蘇聯的支助, 而蘇聯為取得美國的援助卻一再公開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當毛澤東、周恩來一旦意識到爭取美國支持的重要性并付諸行動時, 其工作的意義立即展現出來:以往是蔣介石顧忌蘇聯援助的中斷而不敢對中共下毒手, 此時成了羅斯福要求蔣介石讓中共分享政權, 其手段仍是援助。等到蘇德戰爭結束, 斯大林轉眼東方, 情況頓變。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多少有蘇聯的幕后活動。1948年秋, 林彪率百萬大軍由東北入關, 相繼攻略華北、華中、華南。這支決戰決勝的力量的成長壯大, 又與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的暗中相助不可分離。俄國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最近發現1949年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幾十通電報, 證明了在解放全中國及中共對美外交上斯大林完全贊同毛澤東。這雖在細微處與楊奎松的著作稍有抵牾, 卻在總體上支持了他的結論離開了國際背景考察中國革命, 多少會走向偏誤。

  值得欣賞的是, 楊奎松在此書中的史料功夫。他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共產黨人發刊詞》等重要著作的原刊本, 與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本相對照, 發現其中的一些觀點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了。應當說明, 毛澤東本人并不諱言自己犯過錯誤, 他對其論著的修改, 既是作者的權利, 也應視為其修正錯誤的表現。更何況這些著作所表達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是毛澤東的一大創造, 肇始之期亦不可能達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可是, 這些修改的論著, 只反映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期而非為其成長期。歷史學家不能將后來的毛澤東, 作為當時的毛澤東。楊奎松在書中還透露, 1946年初, 毛澤東受莫斯科的影響, 一度準備走戰后法共的道路。這不免使人聯想后來“ 文化大革命”中對“ 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兇惡批判, 無疑是用后來的毛澤東, 來否定當時的毛澤東了。

  (三)

  我在閱讀《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時, 明顯感到作為讀者的我與作者之間的旨趣差別。作者致力于理論的新釋, 為其初建的架構不遺余力, 分析時更不惜筆墨。我卻偏愛于對歷史真實的描述—六屆四中全會、西安事變、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共在東北與蘇聯紅軍的關系? ?都使我得到很大的滿足。可是, 許多我所感興趣的歷史真實, 在此書中往往作為論說的例證, 而非為論說的主體。

  深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影響的中共黨史學界, 歷來注重貫穿黨史著作中的理論架構, 以宣傳中共的成功歷史經驗和黨義。正如一個人可以用各種方式寫其自傳, 一個政黨亦可用其特有的方式來撰寫本黨歷史。但作為步調一致的結果, 正規的黨史著作更象一部理論著作, 缺少對歷史真實的描述。眾多的讀者熟知中共的經驗和黨義之后, 仍對歷史真實不甚了了。由此看來, 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差別, 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一種職業差別。楊奎松是一位黨史專家, 急欲回答黨史學界的諸多理論問題, 而我從未研究過黨史, 對這些間題也少進一步鉆研的興趣。

  因此, 這部書的價值主要存在于與其它黨史著作進行理論比較, 對許多讀者來說有著一定的難度。社會的現實需要又是怎么樣呢?由于缺乏對歷史真實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中, 人們普遍接受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的宣教。這種全民性的偏誤的黨史知識的普及活動, 使事后的人們往往感到上了一當, 認為黨史變來變去。眼下書肆坊攤上暢銷的各種粗制濫造且打著披露真相幌子的偽劣假冒的黨史書刊, 正是適應了讀者急欲了解歷史真實的心理。稍作夸張地說, 這是第二次全民性的偏誤的黨史知識的普及。人們總有一天會意識到又一次上了當。連續上了兩當之后, 人們對黨史還會有信任感嗎?

  實際上, 那些制造劣書的作者們, 內心中也明白自己的產品質量不高, 但橫亙在他們面前難以逾越的障礙是對史料的掌握。史料的閱知與考訂是苦事是難事。而楊奎松則不然。就在這本書中, 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新鮮的材料。

  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和看到這樣的論點描述歷史是低級層面的, 解釋歷史是高級層面的。這種說法自然有其道理。歷史學家不能以對歷史描述為滿足。但是, 一部《史記》幾千年魅力不減, 靠的不是“ 太史公曰” , 而是司馬遷對歷史的精采描述。

  正因為如此, 我雖然認為《中間地帶的革命》是一部寫得很不錯的書, 但并不是我個人喜愛的那一類歷史著作。我雖然認為楊奎松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念來撰寫此書, 但似乎與眾多讀者渴求閱知準確可信的黨史真實的愿望不那么銜接。我以為, 歷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敘事, 議論風生雖可見歷史家的智慧, 但畢竟已出歷史之外。而對歷史真實生動且準確的描述又是史學之樹常青的一股活水, 尤其是關于中共黨史。“ 以論帶史”雖便于讀者咀嚼, 但卻剝奪了讀者從直接了解歷史真實后自我得出結論的樂趣。

  也因為如此, 當我讀到楊奎松的新作《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立即感到是一篇史料、描述、分析俱佳的好文章。它回答了許多問題, 也給讀者留下了思考。

  歷史著作本無一定之規。歷史學家也不應受任何束縛。我也自知, 我對《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的寫作指導及方法的議論, 可謂無理。但是, 坦率地說出自己讀后的感受, 我以為, 那是對作者更為恭敬有禮的表現。

  來源: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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